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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至12世纪-托宝钵释迦牟尼

  • 发表于:2019-03-31 来源:未知 点击: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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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尊佛立像,铸造精美,体量震撼,面相柔和静穆,手捧盛满佛教七宝之宝钵,此形制及其所承载的宗教含义极为特殊,或为某一特定宗教仪式专门施造,为大理国“滇密”宗教文化的杰出代表。此尊佛陀造像面部为典型的大理风格,脸型长圆,杏眼横长,双目平视,鼻梁挺拔,鼻翼宽阔,面露静谧的微笑,袒右肩着僧袛之,下身着百褶式僧裙,外围袈裟,衣纹流畅,右臂中部带臂钏,右手自然下垂,左手托宝钵,内铸佛教七宝,应为黄金、白银、琉璃、珊瑚、砗磲、真珠、贝币等,佛像分足而立,身躯肌体饱满,比例完美。
    整尊风格应为大理国早期
    从整体的雕塑形态来看,造像腹部微突,身躯略微后仰,在大理的造像风格流变中应仍属于偏早期的作品。面部为典型的大理造像的开脸,杏眼刻画清晰准确,细节铸造精良,双目神态柔和沉静,整体气质恬静典雅。发髻正前方镶嵌精美料器髻珠,搭配半圆型日光纹,象征着本尊所具有的光明而深刻的力量与知识。躯体饱满,肩颈、腰腹等处理圆润,右手带花鬘形臂钏,在整个汉传佛教雕塑艺术版图中,为大理国造像风格所独有,表面上是释迦造像的女性化特征,实际应为受南亚佛像美学所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装饰纹样,也表现了大理所特有的滇密佛教融百家之精华的特征,也是这一造像风格一直在国际艺术品市场备受瞩目的原因。同类风格可参考上海博物馆藏大日遍照鎏金铜像,此二者无论开脸、肉髻、臂钏、身形等均极为神似,且上博铜像带梵汉合体的大理国盛明二年造像题记铭文,亦将此尊造像的时期定位于偏早期。
    手托宝钵为授予佛法之象征
    与众多大理造像不同的应为此尊造像左手所托之宝钵。佛教义理中“宝”即佛法,以释迦之形象托宝钵即为将佛法传授予众生之意。此处的“七宝”在不同的经文中均有不同的释义,然其所代表的法理本质则是统一的,即以人间最珍贵的宝物象征佛法之奥义,而“七”则为一个概述,代表着无穷无尽。云南千寻塔中亦出土了各种念珠千粒以上,质地囊括水晶、玛瑙、珍珠、琥珀、石绿、琉璃、玉石等多种,可见这些珍宝当为滇缅一带宗教仪式中常用之宝石。
    佛教的显密两宗之中,密宗是大乘佛教后期融合了婆罗门教、瑜伽理义的一个带有修行方法、仪轨、理义、咒术的佛教宗派,重修持与观想,所以对于特定的宗教仪轨有着非常严格的修习程序,如此也导致与显宗造像中较为常规的手印与姿态相比,密宗造像则更为重视表达本尊的个人特征与特定的宗教仪轨。由于位于“蜀身毒道”与“茶马古道”的东头,滇缅地区长久以来就一直受到印度佛教的直接影响,并不断与本土的巫教、白蛮大族所引入的中原儒道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极富地域特色的阿叱力教。其风格的成因杂糅,然修行方式仍很大程度上沿袭自古印度佛教,须拜师灌顶,注重仪轨,提倡修身。
    灌顶为古代印度帝王即位的一种形式,佛教传入大理后,阿叱力僧仿效运用,由大德于曼陀罗前向受灌者头上播洒圣水,受灌者向佛宝发誓,并选择一尊本尊观想,在前辈高僧的管理下,开始修炼法术,学习密咒。修炼一段时间后修持人会在神气和德行上得到提高,方能使用仪轨解决现世难题。而在南诏中期之后,此地区又受到吐蕃密宗的影响,南诏王阁罗凤与吐蕃王赤松德赞联手大败唐军,取得了天宝战争(754)的胜利,南诏于此之后公开臣服吐蕃四十余年,在此期间,许多早期藏传密宗的仪轨与铸像也传到洱海地区,并融入其本地的阿叱力佛教中,但并没有保留藏密的性力崇拜等内容,而是有所选择的补充并完善了本地密宗,某种程度上也使得藏密“前弘期”的仪轨与风格在滇缅一带得以留存。
    由此可见,此尊造像在仪轨上可能表现了阿叱力教中的某一灌顶仪式,释迦手托宝钵象征着传递佛法之景象。南诏进入大理国时期,大理地区的铸像仍较为单一,仅见佛陀和柳枝观音。而从现存的佛部造像遗存来看,以此尊为代表的大理国早期造像为这一区域佛教雕塑艺术水平最高的时期,不仅在工艺上更加精湛,艺术语言上亦更加完整而成熟。在已知的大理国佛陀基本全为坐像,只有阿嵯耶观音,柳枝观音常以立像示人,此尊造像为目前所见以释迦形态出现且立姿之唯一,且对于宝钵内佛教宝物所描绘之精准清晰,可见,应为特定仪式所专门铸造,宗教含义深邃。

    成交价:          RMB 21850000-(3)

    年代:             11至12世纪

    尺寸:             高36.5cm 连座42.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