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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龙泉青釉剔刻四季花卉纹铺首耳罐

  • 发表于:2019-03-29 来源:未知 点击: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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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爱媛县江户时期大名久松家珍藏
    1955年由久松家赠予现藏家 (付信简记录)
    拍品前备注
    清雅绝尘 - 龙泉青釉刻开光花卉纹茶叶罐
    苏玫瑰
    佳士得国际资深学术顾问
    龙泉青瓷自古誉满中外,慕名者遍及日本,不少顶尖龙泉名器均外销当地,供有识之士鉴藏赏玩。本器大概亦不作例外,在浙江省龙泉窑一经烧造,随即运抵日本,流传至今。名品佳器经家族世代相传,或由寺庙长存久贮,才免于散失,过程弥足珍贵。本龙泉青釉茶叶罐,形制独特,釉色莹润,清丽悦目。龙泉青釉典雅绝尘,一直备受日本鉴藏界推崇。
    此罐原为日本久松家族珍藏,及至1955年转赠至现时藏家,并由后者保存迄今。久松氏为江户时期(公元1603至1868年)伊予松山藩「大名」。伊予松山,即现今四国爱媛县松山地区;藩,作属地;「大名」,为日本幕府时代广袤藩地首领之专称,亦即藩主。
    久松家族持位藩主15世代,历时235年,与江户名将 - 德川幕府(1600至1868年)始创人德川家康(1543至1616年)关系深远。德川家康本名松平元康,1566年改名,为松平广忠(1525至1549年)及于大之方(1528至1602年)之子。于大之方及后改嫁久松俊胜(1526至1587年),并诞下三子,即德川家康同母异父之弟。其后德川家康再会母亲,赐予三弟松平姓氏,视对方为家族成员,并长期结盟。德川派驻各人管辖四国一带,其三弟之子松平定行(1587至1668年)安藩有道,令当地长治久安。久松家族在整个江户时代皆沿用松平一姓,直至1868年德川幕府结束后,才被明治政府要求复用原姓「久松」。
    松平(久松)家族热衷茶道,时至今日,家族藩地松山一带依然保留丰富的茶道文化。传世文献虽寥寥无几,但根据1812至1878年短(66)年之有限记录中,当地所办茶会多达280场。松平定直(1660至1720年)继承依予松山藩藩主后,聘请里千家第五代主人常叟宗安(1673至1704年)掌管茶道事务。里千家为日本三大茶道流派之一,以发扬侘寂美学的千利休(1522至1591年)为宗师。常叟宗安为依予松山藩设计庭园、茶具,以至宫殿,其门徒一直为松平家族服务逾170年。及至近代,久松家族依然不断延续茶道传统,据1922年爱媛县一年报记载,时任日军中将的久松定谟(1867至1943年)举办了一场茶会,更邀得法国元帅霞飞(Joseph Joffre,1852至1931年)出席。从记录可见,当时久松定谟正在展示一组三幅对挂轴,为江户著名画派琳派作品。另见一元代漆盒,带著名漆匠张成款,用以盛放香烛。同见一莳绘漆盒,用以放置茶叶,由里千家第11代主人玄玄斋(玄々,1810至1877年)整理。足见久松家族对茶室陈列的艺术品也异常讲究。
    此罐作为茶具一员,象征博大精深的茶道文化,同时透过茶会品鉴艺术一环,揭示主人久松家族之优雅品味。茶叶罐,顾名思义,乃盛放茶叶的器皿。春天采茶入罐,待夏季完熟,此谓新茶,即本器所盛之茶叶品种。罐口以木盖密封,覆纸多层,再用绳索缠束。本罐短颈,撇口,最宜装封。据下段引文所述,此类茶叶罐甚或以网结包覆贮于地下,避免夏季高温令茶叶变坏。日文「口切之茶事」,意谓年度首场茶会,在十一月上旬进行。茶会举行前夕,茶庭、茶室之大小角落皆会灿然一新,固有竹篱、水槽、障子与袄门之糊纸,以及迭席纷作替换。茶叶罐亦会由贮藏器变成鉴赏物,换上「口覆」,即罐口的覆布,以顶级丝绸缝制,并配以「饰之绪」,即沿罐口捆扎以固定覆布之绳钮饰结。茶会进行之时,茶人先小心打开罐口覆布,继而剪开层纸,并且移除木盖,最后才可取出茶叶。以石臼把新茶茶叶碾成粉末,即可留作冲泡。
    龙泉青瓷罐作为茶道器具并不常见,惟古籍确曾记载此事属实。千利休曾去信京都大德寺僧侣春屋宗园(1529至1611年),述及丰臣秀吉(1537至1598年)于1585年10月7日在宫内举办之茶会所用茶具:「地下藏一砧青瓷茶叶罐,外以网结包覆。」 砧青瓷指龙泉青瓷,日本素以砧青瓷泛指龙泉青釉双耳瓶。松屋久重(1567至1652年)编修之《松屋名物集》及出云松山藩藩主松平不昧(1751至1818年)编修之《古今名物类聚》,皆列举砧青瓷为茶叶盛器。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现藏一罕例(图一)。
    为隆重其事,「口切之茶事」所用茶具均为名器,其「口覆」制作亦不惜工本,常以中国明代织锦精制而成。覆布与罐口之间盖纸数层,可保护纤细的珍贵布料。「口覆」本身贵为名物,早已价值不菲,与茶罐一并流传,令本器更添历史意义。本罐每层覆布皆以不同丝料缝制,其中两层施扁平金线纬织。
    本「口覆」(图二)饰以锦云朵朵,端庄绮丽,乃出自明代享负盛名的南京云锦,常见于中国贵族衣饰。位于南京中华门外,明代成化年间(1465至1487年)孝贞纯皇后王氏家族成员王志远墓,曾出土一袭黄地丝织锦缎袍,纹饰与本物同源,见《Power and Glory: Court Arts of China’s Ming Dynasty》,旧金山,2008年,页70,编号30。同类锦缎残件可参考赵丰着,《织绣珍品》,香港,1999年,页267,编号09.00e。四川省剑阁县亦曾出土一同类丝织锦缎残件,见武敏着,《织绣》,台北,1992年,216年,图版153。一组成于1584年之六册佛经,其中二册之经板装潢亦采用了此类纹饰,而当时丝绸已被视为珍稀之物,见 S. Vainker着,《Chinese Silk: A Cultural History》,伦敦,2004年,页147,图版93,左起第二及第四册。
    元代晚期至明代年间,出现了云锦并合八宝图案。元末一例可参考高汉玉等着,苏玫瑰及Susan Whitfield译,《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1986年,页88,编号61;明代两例,同为锦缎,见同书第107页,编号85至86。如此纹饰组合鲜有用于小型饰物,本象牙白缎金线覆布(图三)之设计灵感可能正来自此类袍服。八宝纹饰亦可组合其他图案,并如意头纹者见于上述佛经锦面,同见上图,右起第一册;并开光龙纹者可见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另一蓝绫斜织缂丝夹经板,同书第155页,图版99。
    以蓝绿菱纹为地之彩织锦缎可见于其他材质。1993年,江西省景德镇宣德御窑出土一青花瓷砖(图四),饰六角并圆型锦纹,此纹样在织绣品上同样罕见,见《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台北,1998年,页122,编号F21。此风格貌似商喜 (活跃于1426至1435年)绘《关羽擒将图》中关羽所帔之军服纹饰,见C. Clunas 及 J. Harrison-Hall 合着,《Ming –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伦敦,2014年,页27,图5。此纹样早见于辽代布艺,可参见一10世纪织锦残件,见赵丰,《织绣珍品》,香港,1999年,页182,图06.00d。
    本罐第四层覆布(图五)饰花卉纹,与中国丝绸艺术史关系密切,可追溯自宋代,见一北宋象牙白斜纹绫织,载于屈志仁及A.E. Wardwell 合着,《When Silk Was Gold –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纽约,1997年,页49,编号11。本覆布织锦纹样精巧生动,与元代至明初风格遥相呼应。新疆博物馆藏一饰同类纹样的深蓝色织锦,载于武敏着,《织绣》,同上,页216,下图。大英博物馆藏一挂轴,公元1450至1500年绘于宁波或日本,参照自一中国原作,名为《渡唐天神》。渡唐天神前身为日本平安时代(794至1185年)著名学者、诗人暨政治家菅原道真(845至903年) ,及后因与藤原氏家族不和而被贬,死后被世人崇祀为天满神,有如中国的文昌帝。画中渡唐天神身穿之袍服纹样,与本蓝缎金线覆布如出一辙。见《Ming –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同上,页269,编号229。
    日本人惯以「仕覆」包裹名贵茶具,用于「口切之茶事」之名器诸如本罐,往往会用上中国上等织锦巧制,日本人称之为「名物裂」,常以茶道相关地区及人物加以仔细命名,同时用于制作包裹茶具的小布「袱纱」,或作为装裱挂轴的布料。这些产自中国的名贵布料,以14至18世纪制者为最,用之缝制袈裟,往往由渡唐后返国的日本僧侣一并带回,或透过当时的中日商贸引入日本。这些珍贵的中国织锦,被日本人视如瑰宝,即使随时日耗损,残存的细小布块仍会被高级武士留作装饰袍服。云云织锦纹样中,最为价值连成者为「金襕」,中文称作「金锦」,即本蓝缎金线覆布款式。金锦多用于缎织,以金箔贴纸切成丝线,在丝地上以金线或银线起花。著名茶人小堀远州(1579至1647年)对「名物裂」情有独钟,并在其主持的茶会上经常使用。2014年京都国立博物馆举办展览《架裟与名物裂 - 舶来之染织》(袈裟と名物裂 - 舶载された染织),展示了这段珍贵而有趣的历史。
    本罐形雅色绝,超尘拔俗,固然属明初龙泉青瓷典范。背后的收藏故事、茶道文化,乃至织物美学,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养分,俨如一部繁花似锦的百科全书,同时印证中国工艺与日本茶道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

    成交价:          RMB 6,100,000

    年代:             元代

    尺寸:             29.8 cm